从八位医生到院士定音,从封城关门到围追堵截,从物资储运到红会争议,从医护努力到病人遭遇。

所有的纷纷扰扰,最终的落脚点一定会落到政府是如何应对上。

我们提醒读者,1月25日,2月3日召开以疫情为核心议题的两次政治局常委会公报,值得逐句研读。

此后,应对疫情产生的各色现象,都可以在会议公报中找到出处。

在解读会议一些重点之前,我们先简要普及一下这些重要会议地位、作用、目的等方面的基础性知识。

毕竟无论是社会治理,还是资本市场,到处都是政策明明暗暗的灯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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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这条线的会议主要分两类。

一是从人数和级别看。

级别从下往上,人数从少到多,有政治局常委会、政治局会议、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、党代会。

二是从涉及的领域看。

即针对重大领域的专门会议,与资本市场联系紧密的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,中央财经委员会议、金融工作会议,与体制改革直接相关的中央深改委会议,还有中央外事委会议等等。

此外,重要的会议还有“两会”,国常会、国全会等等。

宪法规定,国务院是执行机关,也就是起草方案的,对大政策的细化,轻理论重实践,对投资方向的指引意义很大。

这里与文本关系不大,暂不深入。

值得注意的还有研讨班、集体学习,经济工作座谈会。

这些虽然不是具有法定意义的会议,但不时还会出现干货。

比如石破天惊的权威人士出现的人民日报上,其内容与随后发表的高层在研讨班上的讲话遥相呼应。

再比如针对2018年的闹得沸沸扬扬的“退场论”,11月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,高层用“自己人”一锤定音,给予市场极大的信心。

大家知道,会议规模越大,其实效率较低,往往只能做出比较“大而化之”的方向性决定。

抓住“关键少数”,才能快刀斩乱麻的做出重大决策部署,所以有惯例,即开大会之前开小会的传统,先把调子定下来。

比如具有转折点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,其实调子在之前开了整整36天的中央会议上才定了下来,随后召开的全会以程序性的方式将成果固定。

当然,事情也不是一成不变的。

比如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七千人大会,开着开着,就偏离了会前定下的基调。

这就需要厘清一个区别,针对疫情召开的会议是政治局常委会,而不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政治局会议。

比起后者,前者是7个人开,后者是25人开,常委会上不仅个人要发表意见,还要代表分管领域发言。

通常来说,常委会更为神秘。

这一方面表现在会期的不固定,道理也好理解,常委会召开成本低,会对突发事件做出迅速反应。

另一方面表现在公开性,有些在新闻联播、新华社里看不到,往往是从地方媒体看到披露,还有就是有些会议不会立即披露。

公报全文链接列在下面:

【1月25日:

【2月3日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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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的疫情,随着信息的充分披露,逐渐从一个地方的事,成为全国的事。

从高层开始就疫情发表讲话以来,全国动员程度逐步加强,自然呼唤最高层级决策和协调工作的需求。

所以,第一次会议就像头几次的X中全会,首先要解决组织和人的问题,并定下大方向。

所以公报有一个“决定”:

党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,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工作。党中央向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派出指导组,推动有关地方全面加强防控一线工作。

既然是全国的问题,必然需要一个级别更高的机构出来协调工作,总不能要求武汉的同志来指挥同级别的兄弟省乃至国家部委。

小组直属小范围的常委会,一是决策效率很高;二是级别非常之高。

比如2月4日,小组开会并指出:

进一步扩大床位供给,征用一批酒店、场馆、培训中心等用于集中收治疑似病例、轻症患者或观察密切接触者。

很明显,这是对前一日常委会精神的回应,而常委会才有能力做出大决策,将牵扯面广,调动资源大的疑似、轻症等进行收治。

很快,我们就在微博上看到铺天盖地关于此项工作的报道和积极评价。

言归正传,一般而言,会议的公报由“指出”和“强调”构成。

值得注意的是,本次公报有一点区别。

即前一对冠了名,即“高层指出强调”,后面才是“会议指出强调”。

前者更多是最高负责人的看法要求,后者是在此基础上与会人员的集体意志。

不言而喻,前者更重要。

前面是坚持领导,提高认识的“规定表述”,后面是两点比较具体的要求。

先看第一点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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