非常时期，疫情防控需要尽量减少人员流动；另一方面，很多单位又需要开展工作。为兼顾两方面需求，“在家办公”成为了全民行动。对于“在家办公”，不少人表示欢迎，认为这么做可以避免交叉感染，还省去通勤时间的浪费，家中环境舒适，心情也更加放松，有时也能兼顾家庭，可谓一举多得。不过，也有部分公司和员工准备不充分，在享受到便捷的同时，也面临一些烦恼，很多人反馈在家办公有可能会导致工作和生活失去界限感，而且在家办公太舒适，缺乏约束，反而会导致效率低下。
那么，“在家办公”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，还是会逐渐发展成为未来办公的新趋势？“在家办公”是否会使员工由于缺乏监督而绩效下降？它到底是帮员工在工作与生活之间实现了平衡，还是模糊了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呢？
2013年，梁建章曾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Nicholas Bloom， John Roberts， Zhichun Jenny Ying等专家学者合作发表《在家办公的可行性：基于中国的试验证据》研究论文，对回答上述问题有很好的借鉴作用。该论文发表在经济学顶尖杂志《经济学季刊》（QJE，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）上刊登。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，“在家办公”提高了员工13%的绩效，使员工具有更高的工作满意度，工作离职率下降了50%。
项目研究缘起于企业管理的实际问题
在美国，员工在家办公的企业已经迅速增加，截至论文发表时采取这一办公模式的人群占整体劳动力的比例在30年间增长了两倍，从1980年的0.75%上升到2010年的2.4%。
最新的数据显示，在2017年，美国超过八成企业引入了远程办公制度，已有3000万人在家中远程办公，占美国工作人口的16%-19%。全世界已有24%的公司尤其是科技公司采用远程办公方式。预计到2020年，大约50%的科技公司会有约29%的员工实现远程办公。
在中国，对“在家办公”的需求基于更加实际的企业运营考量。随着中国房地产价格的不断攀升，高昂的办公室租金已然成为企业经营的重要成本。同时，市中心昂贵的房价也会使得很多员工只能选择居住在郊区。每天漫长的通勤时间也大大影响了员工的劳动效率，并成为工人离职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在此背景下，携程的管理层很早就考虑在企业内部推广“在家办公”的可行性。然而在当时，对于“在家办公”模式，整个管理学、经济学领域中均缺乏相关的科学证据来量化其效果，因此完全没有任何现成的、可靠的经验可以借鉴。在此背景下，携程管理层本着向实践中学习、从实践中创新的精神，决定联合斯坦福大学相关领域的专家，在企业内部设计并组织了一项为期九个月的自然试验，以科学的设计、严谨的计量方法探索并评估“在家办公”模式的实际效果，从而为企业经营提供重要的指导依据。
项目随机实验设计
2010年11月初，携程当时总员工数约为16000人，其中7500个客户代表在上海和南通两个呼叫中心工作，该研究主要在上海呼叫中心的机票和酒店预订两个部门进行。参与项目需要满足的条件是至少要有6个月的任期，住处有宽带网络，并且有一个独立的办公环境。最终两个部门的249客服人员自愿参加了这个项目。这些员工被分为了两个组：生日为偶数的员工进入实验组，生日奇数的进入对照组。
2010年12月6日项目正式开始，持续了九个月。实验组的工作模式采取了在家办公与公司办公相混合的方法。具体为：参加试验的员工一个星期里会有4个班次在家里工作，第5个班次转移到办公室。轮班日程提前由公司安排。实验组与控制组工作时采用相同IT设备，接受相同的岗位培训，遵循相同的办公流程，并且适用相同的薪资和晋升机制。从而最大限度的确保两组员工之间的可比性。其效绩的最终差异能够完全归因于工作方式，即在家与在单位办公之间的差异。
研究数据收集与结果
携程在早期就建立了全面的中央数据采集系统，大部分的数据可以直接精准地从公司数据库里获取，并且直接应用在项目中。研究收集的数据包括五大方面：绩效、劳动力供给、离职、员工每周汇报的工作满意度、以及详细的人口统计学特征。
对于客服人员而言，电话处理时间是他们劳动产出最直接和准确衡量的指标。携程数据库系统里有电话记录和电话时长，全公司使用相同的衡量指标，同时会用电话接听量来衡量计算劳动率。此外，携程内部心理顾问用《职业倦怠问卷》对相关人员的进行了测试，从而可以及时了解员工的心理状态和真实反馈。
